广州市汽车服务业协会

拍牌是政府与老百姓的共谋吗?

发布日期:2014-05-04 阅读次数:477 来源:刘远举

在历经半年传言之后,3月25日,杭州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,宣布从3月26日零时,在全市实行小客车增量配额指标管理,增量指标需通过“摇号”或“竞价”的方式取得。继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贵阳以及天津之后,杭州成为我国第6个宣布限牌的城市。与此前广州、天津等地一样,杭州市关于机动车限购的消息刚一放出,当地车市就呈现出“热火朝天”的抢购局面。

杭州政府此次“小客车总量调控”,表面上看,限制的是拥有汽车的权利。不过,换一个角度看,开私家车显然比坐公交车,更大程度的占用了道路,所以,取得牌照,实际上是取得更大的使用道路的权利。限牌政策,实质上是一种分配道路权利的机制。

分配之前,必须先进行排它,所以,杭州同时出台了严厉的限外政策:对非浙A牌照车辆,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,在“错峰限行”区域范围内和城市高架道路“全号段限行”。限外政策是必然的,因为如果不限制外牌,本地牌照就没有独特的使用价值,拍牌与摇号都变得没有意义。

“排它”使本地牌照成为特定路权的唯一许可证,接下来就是分配路权,即采取拍卖牌照的方式,把“路权”这个准公共品以“俱乐部”会员方式进行分配,从而提高用车成本,控制汽车总量。

最终政策使牌照具有了独特的使用价值:能使车合法的在路上跑,不管怎么使用,都不会折旧,因此也具有了价格。有了价格就可以转让,而且,随着城市发展,还会不断涨价。这个时候,牌照就变为一种资产。

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局面。

首先,是效率问题。由于车牌可转让,往往还有预期中的价格上涨,人们就变得对车牌价格不敏感,甚至预期在未来通过转让获益。这与以价格机制来限制人们购车的政策目标背道而驰。而且,俱乐部式的分配方式,虽然划定了一个小范围人群,但在这个小范围人群内却没有具体的分配方式,是一个公共品。于是,在这个小范围内,人们对路权并不珍、慎用,虽然减少了车的数量,但并不能减少不必要的出行。

其次,是公平问题。道路的供给是以公共土地和公共财政为基础的,是准公共品。限牌之后,前人在车牌未引入拍卖机制,或者车牌价格尚低之时就购入车牌,随着城市的发展,车牌价格上涨,后进入的人,需要更多的付出或足够幸运才能获取牌照,导致明显的代际不公。

一个既效率不高、又欠缺公平的政策,迟早要退出,但问题是,这个政策本身就存在退出障碍,有很高的退出成本。

车牌资产化,使拥有车牌的人有了一个额外的资产,随着牌照制度的多年执行,拥有这个资产的人越来越多,需要退出这个政策的时候,这部分既得利益群体,就会出来阻止这个政策。这种例子很多,比如天津的出租车,随着出租车数量管制政策的施行,拥有出租车牌照的人获取了巨大的资产,当城市发展,管理者想增加出租车数量的时候,这部分人就会出来激烈的阻止,导致天津出租车行业的巨大困境。再如香港的楼市,当房产成为大多数人的最大资产的时候,虽然他们的儿孙也要买房,但房价已经绑架了所有人,没人能够承受房价下跌的风险。

显然,不管是从提高效率,还是公平性而言,还是从政策的退出看,拍牌与限牌都是不是好办法,而提高驾驶汽车的成本,或退而求其次,提高拥有汽车的成本,是一个更好,更公平的办法。最最简单的,就是对拍出的牌照的有效期做出规定,这样就可以剥夺掉牌照的资产性,使拍牌没有投资意义,仅有消费意义。

政府出台一项政策,相关管理部门的官员不但会出国考察,也会做一些研究,还有行业内的翘楚专家智囊,但奇怪的是,我们看到的却几乎是一个最坏的选择。对于这个奇怪的现象,现实似乎提供了答案。

广州调高停车费之后,伤害了一部分市民的切身利益,他们也站出来激烈反抗。而反观限牌政策,虽然也提高了一部分人的购车成本,但是,当人们有“车牌迟早会拍卖,而且以后还会涨”的预期存在,人的选择就会是尽快购买车牌,甚至购买更多的车牌——就有传言,有人为了屯车牌,购买了上百辆极其便宜的微型汽车。

实际上,这种行为非常理智。先购入车牌,价格便宜,且没有使用期限,当车牌的价格在10年、20年内分摊的时候,成本就被摊得非常之薄。按广州1万多的价格计算,20年,每月的成本也就50元,上海7万元,每个月的成本也就350多元。但是,在这10年、20年中,车牌的价格还会不断上涨,后来者更难进入。这一方面意味着道路被先进入者更多的占有了,同时,先进入者也可以高价出售牌照。某种程度上,这就变为市民与政府共谋,压榨后来者。但后进入者,或现在没买车计划,或还在学校没毕业,没有强烈反对的意愿。所以,我们不难看到市民对两种政策的不同反映。而政府为了实行一种易于推广的政策,也就会选择这种共谋,用后进入者的利益来游说先进入者。

那么,如果牌照政策某种程度上是政府与市民的共谋的话,这个政策本身就注定是一种竭泽而渔的政策。这就意味着,在我们的公共治理中,没有一种为不在场的人发声的机制。为子孙后代着想的良知是一种理想状况,但是,人性之善并不牢靠。实际上,这种为不在场的人发声的机制早已存在:当社会中存在一种一以贯之的反对力量的时候,为不在场的人说话,就会成为这群人的政治使命。

(3月25日,市民在杭州车管所汽车城机动车登记服务站里选取车牌号,新华社发。)